让“中国龙”变成“上帝的羔羊”——论基督信仰在中国兴起的意义（3）

余杰 
保罗时代的来临

美国教会史家布鲁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没有人——当然除了耶稣——能够像保罗那样塑造基督教。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信仰全然摆上，更没有人想到扫罗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保罗来自三个世界：犹太、希腊和罗马——他接受过最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在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迦马列门下研习犹太律法；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腊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还是罗马公民，这使得他具有特殊的自由权，如可以四处奔波，在旅途中受到保护，可以进入上层社会等等。如果说在耶稣生前跟随他的门徒，全部都是耶稣亲自挑选的愚笨的、底层的人士，那么惟有保罗在使徒中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神学家，因此他也成为向外邦人传播福音的第一人。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自从大马色的城墙之外起，他的脚就踏定了传播福音的道路；他坚信“因信称义的人必得生命”，这是他的生命原则。他提醒哥林多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替文明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告诉腓力比的基督徒，他自己的心愿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力比书》三章八至九节）。他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实践义。现在，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了打那美好的仗的战士。这个尖锐的对比使神的恩典显得更加浩瀚无边。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使徒中的使徒，惟有他能够依照神的启示，严厉地批评作为教会的基石的使徒彼得。要知道，彼得可是曾经与耶稣本人朝夕相处的门徒，虽然他也曾三次不认主，可彼得是门徒中最先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耶稣不也多次称赞这个有着孩子般的心态的渔夫吗？但是，此前劣迹斑斑的保罗，居然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彼得“装假”、“行得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因为保罗就是一个“光明之子”啊。

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开创了一个基督信仰的新时代。他的以《罗马书》为首的书信宣告了基督徒因真理而得自由，马丁•路德说：“《罗马书》实为新约首要的部分……真是最纯正的福音”，加尔文说：“如果能真正明白这卷书信，便是开启了圣经一切奥秘宝藏之门”。保罗以他的学问和生命成为我们通往整本圣经的亮光和途径。

今天，中国也正在迎来它的“保罗时代”。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的受洗归主，预示着神已经奏响了得着中国的第二乐章。与早期基督信仰的传播相似，先是在乡村穷苦的边缘人群中传播，然后通过保罗这一桥梁进入罗马的城市和知识阶层，进而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信仰与价值体系；今天的中国，也是在完成了乡村数千万信徒的积累之后，福音开始进入城市，进入城市的精英知识分子当中，通过这些同样爱主的、同样火热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努力，基督信仰也即将成为中国的主流信仰和价值体系。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受洗归主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刘小枫、何光沪等基督徒学者为首，着手对基督教经典及其文化思想的翻译和介绍。刘小枫创建“汉语神学”的抱负和若干筚路蓝缕的工作，至今仍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这批基督徒学者基本上属于“书斋中的基督徒”，他们的影响力多限于学术界和大学，他们与民间教会系统基本缺乏联系和沟通。并且，“文化基督徒”这一谬种流传的概念，使得信仰从生命中遭到剥离，而文化凸现成为最高价值，遂导致“买椟还珠”之恶果。第二个阶段是，“六四”事件之后，大批从事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被迫流亡到欧美国家。在民运受挫之后，他们开始反思当代中国信仰缺失的问题，在个人生活的颠沛流离之中彻底放弃自我，归信耶稣，如远志明、熊焱、张伯笠、范学德、张健、周锋锁等人，或成为全职传道人（如张伯笠），或组建福音媒体（如远志明），甚至成为美军随军牧师（如熊焱）。他们在神学上虽然并未比刘小枫和何光沪这一代人走得更远，但在生命上却更为完全与鲜活，与海内外的教会也声气相通，对教会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大批年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维权律师，在积极介入当下的公民维权活动和言论自由事业的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弊端及个人的“全然败坏”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的体认，并最终决定受洗归主，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勇气与力量。这些基督徒中，学者和作家有艾晓明、王东成、北村、基甸、任不寐、余杰、王怡、江绪林、江登兴等人，维权律师有范亚峰、李柏光、李和平、王光泽、张星水、高智晟等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走出了书斋和学院，不仅进入了教会网络，而且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如曾经当选全国十大律师的高智晟，不仅地为蔡卓华牧师案件等首逼迫的基督徒维权，也为受迫害的×××修炼者维权，勇敢地挑战的“底线”。尽管为此而付出了律师事务所被迫停业的惨重代价，却将当今中国大陆公民信仰自由的现状最大限度地“公共化”了。在此意义上，暂且用一个不太准确的称呼来概括之“公共基督徒”。换言之，他们将信仰与生活打成一片，实践做主祷文中的教诲“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在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一批既彻底谦卑顺服、又坚守公义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人权实践者的出现，一批“保罗式”的信徒的出现，可以看作中国教会走向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标志。“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以弗所书》五章八至九节）在个人成为“光明的儿女”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认罪悔改、去除骄傲、力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领域“活出耶稣”来，另一方面也在文学艺术、社会道德伦理及神学上求索和建设，并且将信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他们当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便是二零零四年英年早逝、被海外誉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杨小凯不仅写出了个人由马列主义者转向自由主义者、再由自由主义者走向基督信仰的生命见证，而且就基督信仰与自由社会、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写出了诸多见解深刻的学术论文。这一代学人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以及思想和精神资源也逐渐发生了显著的变异：如果说他们的前辈多以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梁漱溟、顾准等中国知识分子和尼采、卡夫卡、罗素、萨特、加缪、昆德拉等西方知识分子作为导师，那么这一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则更多从晏阳初、林昭、齐克果、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朋霍费尔、巴特、马丁•路德•金、哈维尔、曼德拉、图图大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特蕾莎修女那里吸收营养——后面这个名单序列显然打上了隆重的基督信仰的烙印。

这是一批“新人”——他们自觉地将个体的拯救与民主的实现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将神州变成真正的“神州”的工作。他们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在苏联及东欧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制度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必然将发挥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回顾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如果说洋务运动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戊戌变法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五四运动是文化层面的变革，那么当下刚刚开始的福音的传播，则是一场精神信仰层面的“脱胎换骨”。这正是世纪之初的青年一代超越五四一代的一个起步点。让“中国龙”变成“上帝的羔羊”，让上帝的爱和怜悯消除这片土地上郁积了数千年的血腥，要靠我们切切地祷告，也要靠我们迅速展开行动。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说过：“我已经在永生神的坛前起誓，要与一切暴政对垒，不让它辖制人的心灵。”他又说：“反对暴政就是向神顺服。”我们也当如此行。愿神祝福并保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