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督徒之命运——读《又四十年》

作者：范学德

　　若要了解中国现代基督教的历史，不可不知道王明道；若要了解王明道的生平，有两本书不可不读：一本是〈五十年来〉，王明道写的自传，讲的是他的前五十年；另一本是〈又四十年〉，王长新写的，讲的是王明道人生的后四十年。王明道生于一九00年，死于一九九一年，几乎与二十世纪同龄，他是这个世纪基督信仰在中国的见证人，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向中国人见证了耶稣也是中国人的救主。

　　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王明道，但若把他与中国现代基督教的历史联系起来看，那人们看到的就不仅是王明道这一个人，更看到了将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基督徒的共同命运。王明道就是现代中国大陆基督徒的共同命运的缩影。而这一命运是和十字架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自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后，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字架就成了苦难的象征。基督徒是在苦难中跟随着耶稣的，在现代中国，这仍无例外。

　　无论历史学家如何分期，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基督教的历史是从一九四九年特别是一九五0年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在以无神论和唯物论为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权亲自领导展开了“三自革新运动”（“自治，自养，自传”），而这一运动的产儿就是建立了一个受共产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三自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而这一运动的直接发起人就是不相信上帝却又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吴耀宗，吴氏死后，由丁光训接了他的班。

　　王明道以坚决地反对“三自”而著称，他是当时的大陆基督徒反“三自”的喉舌、代言人。王明道反“三自”，表面上是直接与吴耀宗（“三自会”的主席）对着干，但骨子里头是抗议那利用、控制、消灭基督教的既定方针，持守自己所信服的真理，拒绝接受政府对教会的政治领导。

　　直到今天，在大陆官方的舆论中，吴耀宗一直被视为一个“先知”。但“先知”若按照保罗在〈歌林多前书〉所说的，“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要“造就教会”。但吴氏连上帝都不相信，且明明知道上面建立“三自”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教会”，他充当的算是哪门子的先知啊。其实吴耀宗是奉命行事的。早就一九五0年五月，周恩来在同吴等人的三次谈话中就指出：要在基督教内发起一个反帝爱国运动。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和犹大，清除出去。据当时的〈天风〉杂志的说法，吴等人就“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制定一个基督教今后在中国的途径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说到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基督教机构把各地的教会全面控制起来，然后，逐步地消灭基督教。

　　早在三、四十年代，王明道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吴耀宗一类的假先知。他尖锐地指出：挂着基督徒名号的现代派，他们实际上是不信派，即他们并不相信耶稣是主。他在中国的教会中大声疾呼：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必须与现代派分离。他的这些呐喊，大都发表在他于一九二六年所创立的基督教刊物─〈灵食〉季刊上，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该刊物被封闭前，三十年来，这个刊物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明道反三自并不是要和政府过不去，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只是持守着一条原则：即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布的违背神的旨意的命令。这样的立命之道他早在抗战时期就坚持了，当时，他面对着北京的日伪当局的威逼，毅然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当着日本人的面他宣布：“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

　　但王明道大概没有料到，日本人不过是要逼迫他变节，而共产党也想要他成为叛徒－－像犹大那样的叛徒。五十年代，在王明道被捕前，有人问他是日本人可怕还是共产党可怕，他说：“还是日本人可怕，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我能跟他们讲理。”但王明道错了，大错特错了，他被关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达二十年之久的经历使他明白了，原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

　　王关于讲话和讲理的说法，与五七年被打成大右派的一位自由主义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位在四九年前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则是自由有无的问题。王明道要跟共产党讲理，他这么想就大错了，因为唯有党有理，并且一直有理，并且有的是全部真理，人民需要的只是接受。你如果不接受，那你肯定就不是人民；既然不是人民，就一定是人民的敌人；既然是敌人，就需要统统地被消灭！这就是专政的铁的逻辑。

　　就像当年许多天真善良的人民一样，王明道绝对没有想成为人民的公敌，因为他自己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四九年大陆的新政权成立后，王明道真诚地相信官方会履行其诺言：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那是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上都清清楚楚写上的。但他只过了一年多的宽心的日子，那时政府在忙那些火烧眉毛的事，还顾不上修理各种宗教。但是，好景就那么长，由于要“抗美援朝”，由于王明道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不可避免地，他很快地就站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的那一边去了。

　　导火线是一九五一年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当时高压的政治形势下，连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外国津贴的著名基督教领袖如倪柝生、敬奠瀛都参加了该次会议，但王明道硬是顶着不去。他在接到请帖后回信说，“敝会堂从创立迄今，向未接受外国津贴，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王明道说的是真话，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他所建立的“北京基督徒会堂”，自一九三五年成立之日始，就没拿外国人一文钱，始终坚持了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但这样真正的三自并不是政府所要求的三自。政府所要求的是教会不让外国人治，但要接受本国人的治，这个“治”就是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岂能允许教会成为党的领导之外的一个独立王国。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到五四年初，在基本上掌握和控制了对全国各地教会的领导权后，它变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被简称为“三自会”）。“三自会”是中共管理基督教的重要工具，其目的是要从教会内部把教会搞垮，这大概学的是斯大林的那套策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王明道和他所在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坚决拒绝参加三自会。他当时就对一个弟兄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从此，王明道也非常明确地看到了自己所担负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性的历史使命：反对官方操纵的三自运动和三自会。

　　直到今日，在中国大陆，凡是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都被打入了另册，一有风吹草动，就拿这些基督徒开刀，就连公安人员缺钱花了，也要抓几个基督徒进去。要出去吗？可以，先交钱，官话叫“创收”。当然，整治教会的名目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最近打击神秘什么功，就用“邪教”这顶大帽子来镇压那些独立的教会。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反对“三自会”呢？

　　王明道早在五十年前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底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底反基督教，有个三自会，这是从教会内部反。”

　　“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的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么高明的办法，如今被发现了。”

　　 因此，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期，王明道就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它。

　　由此想到了二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反基督教运动，令我惊讶的是那些当时社会上的知识精英竟然狂喊：“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样的理想境界，后来终于实现了，到文革前，全国剩下的几个教堂、清真祠已经屈指可数了。而到了文革，知识分子则首当其冲。这一切，是否包含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呢？

　　当然，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来说，它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为它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包括争取基督徒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来为党的消灭宗教的既定方针服务。所以，直到王明道被捕前，官方对待他的态度一直是等待与争取，就像当时他们对待其他的不参加三自的基督教领袖一样：先礼后兵，先拉后打。搞政治的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王明道在中国的基督徒心中的分量，那影响力的确不是为官方效忠的吴耀宗之流所能比拟的。别的不说，就拿王一九四二年宁死也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就不能不令人敬佩。更何况王品性的高洁和正直，在众多的基督徒中是有口皆碑的。官方整人的惯用伎俩历来是从生活作风等私事上先把人搞臭，但在王的身上，他们找不到这样的把柄。因此，若是有这样一位响当当的传道人出来为官方导演的三自闹剧跑个场，演演戏，那的确能造成一点轰动的效果。

　　但王明道独行其道，他不仅不去演戏，不肯捧场，而且公开喝倒彩，说什么“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话要是私下说说，也罢。但他竟然在政府召开的大会上公开这样地说，并且一说就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并且影响了一些基督徒的决定，要退出三自，这的确叫政府无法忍耐了。太岁头上动土，自然是引火烧身。多年来，那些论策略的书都明明写着：要使用“软”“硬”两手，文、武之道，交相配合。软的不灵了，就动硬的。于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就在北京市掀起了一场控诉王明道的运动，以迫使王明道就范。

　　设想，王如果此时就深刻检讨，“低头认罪”，大概就像中共的“八大”一样，虽然毛恨死了王明道，但还在中央委员会中给他留个委员的位置，一是羞辱你，二是显得自己胸怀广大。但王明道偏偏不吃这一套，他还是不参加，还是批三自。还是照样讲圣经。

　　问题是在那个时代圣经中有些东西已经是官方禁止讲的了，讲了就是犯罪，如果你讲“不要爱世界”（约壹2：15），就是反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讲世界末日，就是攻击共产主义理想；讲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12：39），就是影射社会主义等等。而当时最忌讳讲的，有两条，一个是：“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6：14），一个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7：15），这两节圣经是三自的领袖们公开反对讲的，说这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直到今天，三自的领袖丁光训之流为了让基督教“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一再宣讲，不要讲什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讲不要爱世界”，只要讲“爱”就是了。

　　“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这可是个大帽子，在五十年代那种大批判的气氛下，许多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基督徒困惑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相信的圣经中哪些是“圣经的真理”？哪些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就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王明道撰写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他在文章中明确宣布，三自的领袖们“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他指出，上帝要我们不与“任何人对立”，并且要基督徒“在不信的人中间彰显他的美德，见证他的救恩，传扬他的福音，尽我们的本分，服事一起在我们旁边的人。”但上帝要我们“防备魔鬼借着不信的人向我们进行各样的试探，并在这些试探临到的时候知道怎样抵挡。”

　　王明道明确指出，三自的领袖们就是当今时代的“假先知”，“只要是反对神的人所不喜欢听的道理，这群犹大的门徒都可以称它们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这样便可以使信徒不敢相信这些道理，使讲道的人不敢讲这些道理，基督的真理也就这样毫不费力的被消灭了。”“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他们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

　　王明道为了捍卫圣经的真理而把自己置于了死地：反革命！他把矛头指向了“反对神的人”，差一点他就说这是共产党了。而在五十年代，大陆对共产党是只能三呼“万岁”的，因为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你反对它，自然就成了“渺小的、邪恶的、错误的”了，一句话，你就成了“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果然，《真理呢，毒素呢？》一文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秦牧，丁光训，崔宪详，汪维藩等纷纷撰文批判王明道，所有的文章都指出了一点，反对三自运动就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面对着黑云压城，王明道毫不畏惧，孤身一人，奋笔迎战，于一九五五年夏写下了著名的战斗檄文─—《我们是为了信仰》。自从一八零七年马礼逊来华传福音，华人基督徒留下了相当的文献，但在这些文字中，《我们是为了信仰》若不算最伟大的文献，也是极少数的几个最伟大的文献之一。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旗帜显明地指出了现代派（不信派）与基要派在信仰上的根本对立。这些现代派们“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借童女降生，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这些现代派，“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伪装基督徒。。。是教会中的窃贼，是混入羊群中的披着羊皮的豺狼。”

　　王明道郑重地宣布他“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也不“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的发表，正如王长新所说，他标志着王明道“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神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要他讲的真理他都讲了，神要他发的警告他都发了。凡与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不愧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忠心地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切任务。”

　　政府动手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政府的公安人员拿着手枪逮捕了王明道和他的妻子。在审讯员的威逼下，生性胆小的王明道害怕了，他怕审讯员一变脸，就把他拉出去枪毙了。于是，他在几十次审讯后，就被迫向政府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其中除了反对三自是事实外，其余的都是谎言。他被定罪了，罪名是：反革命。

　　被捕四百多天后，政府释放了王明道，条件是他出狱后像演戏一样地传道，并且带领教会加入三自。为了彻底羞辱他，出狱后不久就命令他在三自会上作公开检讨。这对于他来说是平生最大的奇耻大辱。他常常说自己太失败了，对不起兄弟姐妹，他说，他是彼得，不是犹大。他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多次想到以自杀来洗净耻辱。但在最痛苦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底线，继续拒绝参加三自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王明道又因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五年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无期徒刑。

　　反对神的人将王明道置于死地，但上帝使他在绝路上站立起来。

　　自王明道被捕后，八年来他始终不敢承认自己所交待的罪行是假的，是在逼迫下说出来的。在那些年间，他虽然笃信神，但却觉得神对他不公义，不慈爱，没有答应他的祷告。他幻想自己若是承认了政府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罪名，能得到宽大处理。但政府彻底打消了他的一切幻想，判他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曾经用十六个字形容自己听到判决后的心情：“既愤且愧，置身无地，悲观失望，坐以待毙。”在万分痛苦中他祷告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被判无期徒刑？”

　　奇迹发生了。

　　绝望中的王明道想起了二十一岁时背诵下来的一段经文，出自《弥迦书》第七章：“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辨屈。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王明道突然醒悟了。他看见了自己的大失败：撒谎，犯了神所憎恶的大罪，得罪了神。于是，他对神的不满完全消失了，他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叫我翻供。”几天后，这样的机会真的竟然来了。于是，他写了几千张的材料，把他以往所承认的罪过全部推翻，他宣布他自己根本就没犯过一条国法。他说：“我没有犯过罪，我所以认了那么多的罪，是因为我怕被枪毙，又怕我妻子死在监里。我这样作完全是为了讨政府的喜欢”。翻供后，王明道为自己的狱中生活立了一条原则：宁可死在监里，也决不说半句谎言。

　　从那以后，他挺直了人的脊梁。监狱当局命令他和其他的狱犯一同劳动改造，他拒绝参加，他说，虽然我爱劳动，“但叫我以犯人的名义劳动我不干，因为我没有犯罪。”他此后反复申明：“我没有犯罪，我坐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的缘故。”

　　他公开宣布：你们“不用想把我改造好了，我改造不好了。”

　　他甚至公开为彭德怀等叫怨，说对他们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即使当别人问他对江清有什么看法，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江清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而在“批林（彪）批孔（子）”的政治运动中，他对劳改队的干部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其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

　　周恩来死后，他写了《最后的忠言》，说“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在劳改营中，他坚决拒绝穿上用红漆印在衣服上的劳改犯字样的衣服，他缝了一块布把那几个字盖上了。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是犯人”，我是为了信仰而坐监牢的人，就像保罗一样。

　　我不是犯人，我是为了信仰而被批判，被斗争，被判刑，被关押，被枪毙的，这就是这五十年来大陆许多忠贞地跟随耶稣所基督徒的共同命运。

　　但是，为了跟随主，他们宁死不屈。虽然他们也有怀疑、抱怨、动摇的时候，但一当他们心向着耶稣，他们就决心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到死。

　　王明道在监狱中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表达这些基督徒的共同情操：“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一直到八十高龄的王明道被骗出监狱前，他一直拒绝出监狱。他说：要我出监狱可以，但"政府必须承认三件事：承认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我二十多年也关错了，而且以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监。"

　　王明道经常以孟子的一段名言自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说他五十岁前作到了前两点，五十岁后才作到了第三点，即“威武不能屈"。

　　王明道很清楚，这不是他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神的怜悯。他在出狱后经常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讲他八年的失败，他说："若是按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

　　但争战并没有结束，王明道和他的弟兄姐妹们背着十字架所持守到底的，就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你务要至死忠心。"